盛鹏优配【我是这样做学问的】对现实的感悟永远是学术研究的源泉和动力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盛鹏优配

我是1968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冶金部的一家企业，当了4年多建筑工人，后来在这家企业的子弟学校又当了5年多中学老师。1978年，我考取了原杭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跟随陈学恂教授学习中国教育史。1981年毕业留校工作至2024年完全退休，在教育史这个领域学习、工作了46个年头。

回顾自己近半个世纪走过的学术之路，有两点感受颇深。

第一点感受是，基础研究苦中有乐，确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有自己的基础学科，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特点。教育史作为教育学科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周期长，出成果慢，需要一种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信念的支撑，需要执着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同时，基础研究有苦更有乐，这就是兴趣的满足和收获的喜悦。

20世纪初盛鹏优配，当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引进，中国的师范教育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教育史就与心理学、学校管理学一起，成为教师教育和培训的最基本的课程。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而教育史学科由于其在人才培养和推动教育发展中所具有的潜在性、持久性、综合性特质，决定了它始终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另一方面，就教育学这个一级学科而言，教育史与其他二级学科相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学术生态环境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我曾做过一个估算，改革开放后全国各高校所招收的前五届教育史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一直坚守初衷从事与教育史学科相关工作的屈指可数，这本无可非议。但我始终认为，选择教育史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之一。于我而言，教育史与自己的习性、兴趣相近，我更感到教育史学科在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4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学习、教学和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我总的体会是苦中有乐、成果不多，辛勤耕作、总有收获。40多年来，我和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大约是六七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数量确实不多。但我们认为，这些成果都是长期思考、长期研究的结果。回过头来看，一些主要观点、分析框架甚至是基本史料，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推动学科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绵薄的贡献。

教育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对它的学习和研究，相对而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我又深深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不仅能够领略和体验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的愉悦；而且，能享受到辛勤劳作后收获的乐趣。我经常和研究生们分享这样的一句话：教育史与其他人文学科等基础学科一样，比较“厚道”——你不对她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而是老老实实和她过日子，她就会对你好，总会结出爱情的果实。

第二点感受是盛鹏优配，对现实的感悟永远是研究工作的源泉和动力。

教育史作为教育学的基础学科，要求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但同时我觉得，真正有担当的史学工作者也一定是一位不脱离现实、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

近代以来出现的一批史学大家，如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等，无一不是在他们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服务。例如，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大家用自己的学术成果激励民族气节，为全民族抗战服务。我们虽然不能与这些大师相提并论，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向大师们学习，是完全应该的。

就我个人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段时间，我致力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和近代职业教育奠基人黄炎培教育思想的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其实是源于对中国当代教育体制改革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要全面恢复和加强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如何通过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的梳理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总结提炼，为中国当代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是促使我选择这一课题的最初动因。我先后编辑出版了《黄炎培教育论著选》《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努力以我们教育史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服务。

我和研究团队还共同申请了一个“九五”规划课题，意在总结百年来我国普及义务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4年多时间完成了一部书稿《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并于2000年出版。

我曾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史没有多少辉煌的篇章，而是充满了曲折与痛苦，更多了几分艰辛与悲壮！但是，这毕竟是一部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历史。翻检这段逝去的岁月，它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屈辱和无奈，在激起人们感情波澜的同时，理应更多地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我们在这本书的总体框架设计上下了一番功夫，全书分为理论篇、实践篇与比较篇，特别是比较篇，包括了国内4个不同省区的比较，即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义务教育推进的不平衡，专门做了些比较研究，试图为现实生活中义务教育的推进提供借鉴。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进入21世纪之后日益突出，所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的不平衡问题，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外教育交流越来越频繁，大量的留学生走出国门，遍布世界各地；同样，一批批外国留学生、外国教育官员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教育。回顾浩瀚中华文明史，仅仅从中外教育交流的角度来考察，就有过多次高潮。如何总结历史上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当前的教育交流提供借鉴，又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我与团队成员申报了一个“十五”规划国家课题《中外教育交流史》。我们系统考察了从明末清初至20世纪末的整整4个世纪以来的中外教育交流情况，全书110万字，出版后受到多方面好评。

作为长期耕耘在教育史这样一个基础研究学科的学者，我和团队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几乎都是关注现实社会需要、结合学科特点长期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名学者，尽管从事的学科领域不同，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同，但是对现实的感悟永远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源泉和动力。

（田正平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盛鹏优配，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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